可见，‘中华牌脸’有许多优点。今天，我这张‘中华牌脸’要发挥自己的优点，变成什么模样都行。”

李芳用勾针勾制着头套，张军在一侧看热闹。张霞收拾完“残局”，跑过来跟奶奶学手艺。

这时，毛泽东提醒说：“一出这个家门，你们就不要再叫我主席了。”

张霞赶紧说道：“大家统一口径，叫‘文老’，或者‘文先生’、‘文老师’，因为主席的母亲姓文。”

毛泽东则说：“今后，我也得改一下口，我在外面不能叫张军为‘小张’了，就叫‘老张’吧。本来，叫张霞‘小张’是很恰当的，可是我发现我喊一声‘小张’，张霞跟她爷爷一起答应，看来我还是按照你们的叫法，叫她‘小霞’。”

这时，李芳插嘴道：“我呢？在外面，还叫我这老太婆‘小放牛’？！”

张霞道：“那就叫‘张太太’呗。”

毛泽东连连摇头：“听上去比镇江醋还酸！还是叫‘老李同志’吧。”

张霞笑道：“主席，现在不时兴叫‘同志’啦。在出租车上，你那句‘谢谢同志们’，连司机都笑话你。”

“我真想不通，叫‘同志’有什么不好？！连国民党也都互相叫‘同志’。孙中山死了，他的遗像两边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难道我们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这一回，毛泽东似乎有点动气了。

李芳打圆场说：“没关系，就叫我‘老李同志’，或者干脆叫‘老李’吧。”

在统一了“口径”之后，李芳把头套以及胡子都织好了。

这时，李芳故意制造了一种“神秘感”，要张军和张霞暂时退出，五分钟之后再进来。

五分钟之后，当张军和张霞进来时，简直认不出坐在那里的老人：一头黑白掺半过耳长发，一脸络腮胡子，那胡子正好把毛泽东下巴上那颗痣遮掉了。

李芳问：“你们看，他像是什么身份的人？”

张军说：“画家。”

张霞说：“指挥家。”

毛泽东问：“为什么看上去像画家、指挥家呢？”

张霞说：“现在，男画家、男指挥家，都流行留长发，艺术家的风度嘛。比如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张仃，就留长发；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陈燮阳，也留长发。”

毛泽东忽然问：“书法家留不留长发呢？”

张霞抓了抓头皮：“书法家留不留长发，我倒没注意。不过，书画同源，男画家既然留长发，男书法家也应当是留长发的。”

毛泽东说：“我不能装画家，万一人家要我画几笔，岂不丢人现眼？我也不能装指挥家，我连‘豆芽菜’——五线谱都不识，岂不露馅？我说自己是书法家，千真万确。凭我的字，当个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绰绰有余。”

张军、李芳、张霞齐声鼓掌：“我们向别人介绍你时，就说是著名书法家，这最符合你的身份和气质。”

毛泽东笑道：“不错。”

张霞问：“叫什么名字呢？”

毛泽东说：“叫文润之吧，我本来字润之。”

张霞：“主席，现在流行互相交换名片，你作为著名书法家，不可没有名片。我用电脑为主席制作名片。”

没一会儿，张霞用电脑制成一叠名片，上面写着：

文润之

（书法家，教授）

通讯处：北京万寿路888小区06号

宅电：010—65098878



毛泽东一看，连声说：“好，好。”





穿上最时尚的唐装


“小放牛”给毛泽东乔装打扮毕，兴高采烈。她说：“主席这个样子出门，谁都不会认出来。”

张霞把毛泽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看出了“破绽”：“主席，你这身银灰色中山装虽然做工考究，可是已经落后于时代，只配给古月演戏的时候用用。现在，很少有人穿中山装。”

张霞的话，提醒了“小放牛”。她一打量，也觉得毛泽东穿这身中山装，大不合时宜。

张军说道：“那就给主席买一身西装吧？”

毛泽东不喜欢穿西装。他一辈子都没有穿过西装。他借口道：“书法家穿西装写字，太不方便了吧！”

还是张霞的脑瓜子反应快。她说：“给主席穿唐装，最有书法家的风度！再说，自从APEC会议在上海开过以后，唐装成为中国最时髦的服装，最合潮流。”

毛泽东听不懂什么“APEC会议”，也不明白唐装怎么会在中国忽然流行起来，只是这时候也来不及问了。

“化妆师”赞成张霞的主意，说道：“主席穿唐装，确实很符合书法家的身份。张军就有好几套唐装，快拿来。”

张军苦笑道：“不是我小气。我的唐装，主席怎么穿得下？”

张霞记起来了：“去年大年夜，爸爸到爷爷这里吃年夜饭，穿了一身唐装。不小心，辣酱沾在袖口上，他脱下来，我给他洗了，现在还挂在爷爷的衣橱里。爸爸的身材跟主席差不多，那唐装一定合身。”

张霞去张军的衣橱里拿来了她父亲的蓝色唐装，毛泽东一穿，果然合身！

张军和李芳一看，齐声叫好。

毛泽东从小就穿惯对襟中装，他一穿这身对襟唐装，倒也习惯。不过，他一照镜子，却以为这缎子面的唐装太“豪华”。他问张军一家：“你们看，我穿了这衣服像谁？”

他们仨齐声说：“像个书法家。”

毛泽东却说：“像个大地主！”

毛泽东的话，逗乐张军一家。

张霞又给毛泽东找来一条灰色的长围巾，还找来张军的一顶紫红色法兰西无沿圆帽。张霞说：“主席，班长给你的那顶海虎绒军帽，跟书法家的身份不协调。现在，中国的影视导演，十有八九戴这种无沿帽，艺术家也喜欢戴。”

虽说张军比毛泽东矮小，帽子倒相差不大，毛泽东戴上去正好。张霞本以为，毛泽东也许不喜欢这“洋气”的无沿帽。不料，毛泽东却说：“一九四五年八月，我乘飞机从延安飞往重庆，跟蒋介石谈判的时候，我就戴了一顶法国的拿破仑帽。所以，我跟法国帽还是有缘的。”

这时，张霞又想起，班长给毛泽东的那件重大衣，当然也跟书法家的身份“不配套”。张军拿出了他的一件黑色呢大衣，虽然显得短了一点，勉强还能对付。

张霞笑道：“口罩就免了，不戴口罩人家也认不出主席了。”

解决了化妆问题，又解决了服装、帽子、大衣问题，张霞一看手表，才下午二时半。

张军问毛泽东，要不要上楼休息一下。毛泽东却说：“何不乘此良机，走出‘圈圈’，自由自在一番！”

“好，好。”张军说，“我们全家一起陪您出去。您喜欢去哪里？”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道：“去琉璃厂吧。那个地方字画多，古玩多，我特别喜欢那里的字帖。过去，我没法走出‘圈圈’，只好叫秘书田家英三天两头替我去那里买字帖。这一回，能够自由自在逛琉璃厂，乃人生一大乐事。再说，琉璃厂那里热闹，老百姓多，我早就想在人堆里听听他们说什么，听听他们侃大山。

张军笑道：“琉璃厂向来是文人墨客最喜欢去的地方，这也最合书法家的身份！”

这一回，不必再“打的”了，因为张军是正部级干部，配有专车。不过，张霞以为，多了一个司机在场，毕竟不方便，干脆由她来开车。

“小丫头，你也会开车？”毛泽东感到意外。

张霞说，会讲英语，会用电脑，会开车，这“三会”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基本功”。

张霞告诉毛泽东，她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学会开车的。美国是一个生活在车轮上的国家。在美国不会开车，等于没有腿。

张霞回国之后，因为有美国驾照，所以很容易就拿到了北京驾照。张霞的父母各有一辆“私家车”。张霞的父亲要给张霞买车，张霞却说不必，因为张霞的母亲胆小，平常不大敢开车上街，母亲的那辆车就经常由张霞来开。所以，张霞的驾车技术还算不错。

毛泽东听说张霞的父母有两辆“私家车”，感到不解。他已经注意到张霞父亲“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只是这时候不便于直说。

张霞到了父亲的车库，没一会儿，就开来一辆枣红色的轿车。这辆轿车比毛泽东清早乘坐的“夏利”出租车要高大得多，座位也宽敞得多。

毛泽东没有见过这种轿车，问道：“这轿车什么牌子？”

“桑塔纳。”张军说。

“要么叫红旗牌，要么叫东风牌、上海牌，这轿车怎么会叫‘桑塔纳’？”毛泽东问。

张霞对于汽车很在行。她告诉毛泽东，那辆“夏利”出租车是天津生产的低档车。“夏利”是国产车，“夏”是“华夏”的意思，“利”是“吉利”的意思。“桑塔纳”是上海生产的。这种轿车是中国现在最普通的中档轿车，比“夏利”高一个档次，是上海跟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合资生产的，“桑塔纳”是德国轿车的牌子。

“这完全违背独立自主发展我国工业的方针！”这一回，毛泽东终于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满。在毛泽东看来，跟德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合资生产轿车、轿车的牌子又是用德国的，这显然又是一种“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尽管当年毛泽东乘坐的轿车，是苏联赠送的，但苏联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那是斯大林作为礼品赠送的。

张军此时只得沉默以对。他明白，无法用三言两语向已经“隔世”二十多年的毛泽东说清楚眼下的一切。

张军拉开“桑塔纳”前座右侧的车门，像纪念堂那位班长一样，用一只手扶着毛泽东，另一只手挡在车门上方，以防毛泽东的头撞在车门上。张军多年工作在毛泽东鞍前马后，熟知如何照料毛泽东。张军知道，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总是坐在后座右位，因为这一座位最安全：后座比前座安全，右座比左座安全。在遭遇意外袭击时，总是前座先受攻击；在遭遇车祸时，两车交会总是在左侧。不过，这一回张军安排毛泽东坐在前排右座，是考虑到前排能够看景色，这对于已经“长眠”二十多年的毛泽东来说实在大需要了；再说，毛泽东经过化妆，人家已经看不出是“伟大领袖”，也就不会遭遇意外袭击，坐在前排也无所谓。

张军让毛泽东坐好之后，关上前车门，然后和李芳一起坐到后座。张军嘱咐张霞道：“开慢点，开稳点，注意交通安全。”

毛泽东的运气不错，这天北京是个大晴天，一丝云彩也没有。

好天气给毛泽东带来好心情。上了车之后，毛泽东已经不再嘀咕“资本主义倾向”了，他恢复了诗人本色，说道：“《左传》中《文公七年》有过这么一句：‘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左丘明以冬日比喻赵衰，以夏日比拟赵盾，可谓别出心裁。所以杜预对此句加注日：‘冬日可爱，夏日可畏。’今天，正是‘冬日可爱’哪！”

张军一家，只有张军听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

张霞驾车驶出小区，沿着万寿路，进入宽敞的复兴路，往东直奔长安街，又在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张霞“兜远路”，为的是让毛泽东在大白天，好好看一下今日的东、西长安街，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尽管在今日凌晨，在一片黑暗之中，毛泽东曾经要求出租车司机在天安门广场绕行一圈。

毛泽东对张霞让他“检阅”北京城，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张霞这位“秘书”最能够体会一位“隔世”老人的心情。

毛泽东的双眼在来回细细“扫描”，以浓厚的兴趣观看看车窗外的一切。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急切地想知道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何等模样……





第三章　走出圈圈


目击百姓百态


北京城就像一幅最精彩的当代《清明上河图》长卷，在车窗外徐徐展开。毛泽东在浏览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之中，毛泽东最熟悉的就算是北京了，尽管在他的晚年，他喜欢呆在杭州或者长沙。他从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直到一九七六年“长眠”，大部分岁月都在北京度过。

对于北京，毛泽东的回忆和感叹实在太多，尤其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文革”，跟北京息息相关。

“文革”之初，毛泽东扎营杭州。他斥骂北京是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盘根错节”的“修正主义堡垒”。他“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拉开大幕，矛头直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他利用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炮轰”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打开了缺口。直到北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他突然回到了中南海，坐镇指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真正的对手——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在打倒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毛泽东把林彪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

在打倒了林彪之后，毛泽东一度选择来自上海的“造反司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毛泽东不满于王洪文，又起用了在江西“闲居”的邓小平。

毛泽东又不满于邓小平，最后把最高权杖交给了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在苦风凄雨之中，北京送走了周恩来，接着送走了朱德，最后又送走了毛泽东。

毛泽东“安安静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里，一躺就是二十多个春秋……

毛泽东发觉，短短二十几年间，熟悉的北京变成了陌生的北京。作为北京的“老土地”，毛泽东几乎不认识眼前的北京了。

二十几年间，北京迅速“长”高了，到处是高楼大厦。大楼的玻璃幕墙在冬日闪闪发亮，显得格外夺目。特别是处处皆绿草，遍地是鲜花，北京显得非常漂亮。往日的北京，冬天一片灰蒙蒙的，如今的北京却五彩缤纷，充满生气。

他注意到，许多商店的招牌，写着英文。他不明白那写着红底黄字、硕大无比的“M”的餐馆门口，长椅上为什么坐着一个红鼻子的小丑？

他也不清楚，写着“KFC”的饭店前，为什么挂着一个戴眼镜的、长着山羊胡子的外国老头的画像？

除了天安门城楼上那幅毛泽东画像依旧之外，往日挂着他的画像的地方，如今被抹着口红、披着长波浪的影星们的倩影所取代。张霞如数家珍般介绍着那些当红明星的大名，什么“巩俐、赵薇、周迅、章子怡、林心如、刘嘉玲、韦唯”，毛泽东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本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斗私批修”、“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致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红底白字标语，在北京城铺天盖地。如今，这些标语早就不翼而飞，无处可寻。满目所见，是彩色缤纷的巨幅广告：“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今年二十，明年十八”、“人靠衣装，美靠亮妆”、“想喝就喝三得利”、“中华汾酒，源远流长”……

毛泽东见到，在路边行走的女人，个个描眉，涂口红，戴耳环，衣服艳丽，一派“资产阶级情调”。想当年，“文革”岁月，中国的妇女只穿蓝、黑、灰三色，完全是“无产阶级本色”。

毛泽东见到，在路边行走的男人，十有八九系着领带，很多人西装革履，“全盘西化”。就连警察，居然也系领带。当然，其中也有男人穿着唐装，在阳光之下，那缎面闪闪发亮。想当年，“文革”年代，中国男人们最“革命”的服装，是草绿色的军装，最“流行”的鞋子，是解放军胶鞋。

毛泽东见到，在路边行走的军人，戴着大盖帽，“扛”着大肩章。在“文革”年月，就连他这样的中央军委主席，也只戴一顶有着红五星的军便帽，穿一身只有两块红领章的军服。元帅与普通士兵的服装是一样的。毛泽东想，他从来没有下过恢复军衔制的命令，这种象征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什么时候又死灰复燃？

只有走在路边的孩子，个个系着红领巾，还是当年的模样。不过，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一队队走过来，是那么的整齐，充满朝气。他们背着双肩书包，是毛泽东所没有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