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自幼喜爱书圣王羲之，所以后来定居北京，听我的朋友田先生告知，琉璃厂有王羲之的草书拓本，便托他买来观赏。”

纪山风一听，这位文老先生确实对书法在行。

毛泽东接着说道：“那时候，学书法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纪山风道：“‘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此言甚好。”

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我的一位青年朋友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得清乾隆时期刻印的《三希堂法帖》两卷，送我。我如获至宝，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我一直把这两卷《三希堂法帖》带在身边。稍有空闲，就仔细捉摸《三希堂法帖》中晋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殉《伯远帖》的书法。”

由于不便暴露真实身份，毛泽东没有说明他是在延安得到这两卷《三希堂法帖》，也没有说明那位青年朋友是从东北的废墟中千里迢迢把两卷《三希堂法帖》带到延安。

毛泽东继续说道：“从一九四九年定居北京之后，我才得以‘神游书海，目览千帖’。我最爱王羲之、王献之这‘二王’以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亦爱独树一帜的宋徽宗的‘瘦金体’法帖。后来，我着重草书，以怀素的‘狂草’为师。怀素是唐朝名僧，湖南长沙人氏，我的大同乡。怀素继承并发展了唐朝张旭的狂草，后人称之为‘颠张狂素”。我对《怀素自叙帖》、《论书帖》、《苦笋贴》，百读不厌。怀素的草书，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独成一派。不过，我虽‘师从’怀素，但是绝不拘泥于怀素。在我看来，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上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

毛泽东还说起舞蹈与狂草的关系。他说：“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一诗的序言中写及：‘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艺术与书法艺术息息相通。所谓‘触类旁通’，便是此意。”

毛泽东又说：“我的书法意境，追求飞走流往之势，惊竦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荦调岩之志，不衫不履，浑然天成。”

纪山风道：“我研究书法数十春秋，从未听说文老先生这等高论，孤可谓别出心裁，见解独到。”

毛泽东的谈兴越来越浓，他说起自己的“书法三律”：

“第一是写字要懂辩证法。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

“第二是字要骨神兼备。人有相貌席骨扁神，字也有相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就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所谓筋骨，是字的形貌、气势和力量；所谓灵魂，是字的内质、神韵。古人的字，一般地说，北碑尚骨，南帖尚神。我主张骨神兼备。

“第三是既广采博取，又独具风格。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

毛泽东概括道：“我的书法所追求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

听毛泽东一席谈，纪山风打心底里佩服！

纪山风道：“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文老先生这‘书法三律’，可以奉为书法界的金科玉律。”

毛泽东连忙道：“不敢当，不敢当。先生是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在下连普通会员都不是，只是‘关公面前舞大刀’而已，见笑见笑。”

纪山风真诚地说：“文老先生绝非等闲之辈。如蒙不弃，请文老先生向北京书法家作两次学术讲座，讲座题目就叫《论怀素》和《论“书法三律”》。”

毛泽东还是那句话：“不敢当，不敢当。”

纪山风道：“好在文老先生名片上有府上电话及地址，改日一定登门求教。”

接着，纪山风拿出上好宣纸，敬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山风亲自为毛泽东磨墨。

毛泽东抬头望了望窗外，略加沉思，一挥而就，写下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冬日可爱。”

写毕之后，毛泽东题了落款：“文润之”。

纪山风到底是行家，一看这字，抚掌而道：“文老先生的字，纯属毛体！”

纪山风这话，使张军一家吃了一惊。张军心想：毛泽东经过乔装打扮，虽然别人已经看不出来，然而毛泽东的字，却叫人一眼就看出来！

想不到，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解嘲道：“我师从怀素之后，发现毛泽东的字比怀素更胜一筹，于是又学毛体，甘当毛泽东的弟子！”

纪山风是个精细之人，在端详了毛泽东的落款之后，说：“文先生的名字，也与毛泽东的字‘润之’相同，而且文先生的签名，‘润之’两字非常流畅，那‘文’字显得生硬。”

纪山风这话，又使张军一家吃了一惊。

毛泽东倒很镇静，解释说：“正因为我崇尚毛泽东，所以取‘润之’为笔名。”

毛泽东这么一掩饰，居然也就“混”了过去。

张军生怕“言多必失”，催毛泽东起身。

不料，纪山风一把拉住毛泽东，一定要请他在琉璃厂吃晚饭。张军再三解释，已经另有宴请，纪山风只得作罢。

纪山风对毛泽东说：“今日拜识薄颜，真是三生有幸。”

纪山风拉开抽屉，取出一大叠百元大钞，递给张军。纪山风说：“这是文老先生墨宝薄酬，务请笑纳！”

张军推托再三，无奈纪山风说这是“规矩”，是“按照规定办事”，而且是“按照一般标准付酬，难为了文老先生”。

张军不得已，只好替毛泽东收下这“薄酬”。





百元大钞上的毛刘周朱


出了琉璃厂的“文化遗产书店”，天色已黑。华灯灿烂，霓虹灯闪耀着五彩光芒。

毛泽东一行上了车，关上车门，车里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频率最高的，要算是在旁当了一下午“观众”的“小放牛”。

笑毕，张军道：“主席，今天好险，差一点露出马脚！”

张霞则说：“幸亏主席自称书法家，货真价实，就是给北京市书法家协会讲课，也一定滔滔不绝。如果说是画家或者音乐指挥家，那就成了‘冒牌货’。”

张军把纪山风刚才送上的“薄酬”数了一下，整整二十张一百元的人民币，递给毛泽东：“主席，你的一个字，值五百元，四个字两千元！”

毛泽东笑道：“见笑，见笑，还不够‘一字千金’的水平呢！小张，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我向来不摸钱，不管钱。这钱就由你留着用，今晚由我请客。”

张军连忙说：“今晚由我‘买单’，早就说定。”

毛泽东不明白什么是“买单”，说道：“你把那人民币给我看看，现在怎么会有百元大钞？我那时候，最大面额的人民币是十元。”

张军把一张红色的百元大钞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正面印着毛泽东头像，说道：“怎么把我的画像印在钞票上面？”

张霞解释说：“这是世界惯例，美金上印着美国国父、开国领袖华盛顿的头像，卢布上印着列宁头像。”

当毛泽东把那张红色百元大钞还给张军时，看见张军手里还有青色的百元大钞，又要拿过来看。

毛泽东一看这青色的百元大钞，正面印着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人的头像。毛泽东先是震惊，继而愤怒；“刘少奇是中国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叛徒、内奸、工贼，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已经作出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现在，怎么把他的头像印在千千万万人使用的人民币上？！这简直是翻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张军知道，这又是一道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难题。他的办法是保持沉默，以便在毛老人家对于二十多年来的巨变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之后，再向他说明。

张霞见到毛泽东满脸不高兴，启动了轿车，并打开车内的CD机，于是，车内响起歌星刘欢演唱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主题歌，“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张霞问张军：“爷爷，去哪里？”

张军对于晚宴原本一直“保密”，这时才揭开谜底：“毛家饭店！”

张霞一听，说道：“绝了！”

毛泽东听不明白那“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也不明白什么“茅家饭店”，此时没有作声。车子一开动，流光溢彩的北京夜景从眼前移过，毛泽东也就从刚才关于刘少奇的不快阴影中走出来。

眼前的北京，车水马龙，正处于下班高峰，同时也是“塞车高峰”。反正毛泽东不赶路，轿车开几步、停几步，反而使他有机会更加细致地浏览街景。

毛泽东注意到从身边开过的公共汽车，比过去漂亮、宽敞多了，有的车头上闪耀着红字：“空调车”。

毛泽东问：“公共汽车都装‘空调’?”因为在毛泽东那年代，连他都没有享受过空调！

张霞答道：“有的装，有的不装。装空调的公共汽车，夏天开放冷气，冬天开放暖气。但空调车的车票贵一些。”

毛泽东对什么事都喜欢“调查研究”。一路堵车，毛泽东一路“调查研究”：“普通公共汽车的车票多钱？空调车的车票多钱？”

这时，张军“回忆对比”说：“主席，您那时候，北京的公共汽车车票按照车程远近分为五分、一角、一角五分、两角四种。现在公共汽车的票价一般是一元、一元五角，空调车两元。”

毛泽东说：“车票差不多涨了十倍！车票是一个物价标志。照这么说，这二十几年之中，物价也差不多涨了十倍？！”

“小放牛”这时说话了：“差不多是这样。我天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对物价最清楚。大米，七十年代一角多一斤，现在二元多一斤——跟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买米不用粮票了。鸡蛋，过去一角多一斤，现在二元多一斤，肉，过去七角一斤，现在瘦肉七元多一斤。不过，现在蛋票、肉票、糖票、油票、肥皂票、香烟票、布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电视机票，什么票都取消了，只要一种票——钞票！”

毛泽东关切地问：“物价涨了十来倍，怪不得那时候的大钞是十元，现在的大钞是百元。物价这么高，你们的工资够用吗？”

“小放牛”说道：“工资也涨了。老早我每个月工资七十多元，现在我的退休工资都八百多。张军的退休工资加上这个补助费、那个津贴费，每月两千多元！”

毛泽东笑道：“这么说，你们都成了大富翁！那时候，我的工资，算是很高的了，每个月四百零四元八角人民币，还不如‘小放牛’你这退休老太婆呢！”

张霞很惊讶：“主席，你的工资每月才四百零四元八角人民币呀！”

毛泽东说起了自己家庭的开支：“我很忙，没时间管家里的开支，请管理员吴连登代管。我们家除了我的工资收入之外，我的那口子——江青的工资先是一百二十元，后来增加到三百多元。我每月要交党费十元，房租、水电费加起来要八十多元，吃饭要一百元左右，还有三个人由我负担——李敏、李讷，还有江青的姐姐。他们每个人的生活费先是十五元，后来增加到三十元，除此之外，孩子们的车费和营养费，还有许许多多杂费，也都是从我的工资里面支出。这样一来，我一个月的工资，到了月底就差不多花光了。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吴连登就给我写了一个报告，请求提取我的部分稿费来补贴家用，我在报告上画了圈，我们家维持了一阵子。过些日子，又不够用，吴连登再写报告，我再画圈。还好，那时候出版《毛泽东选集》，我有稿费。要不，我们家入不敷出，到月底要喝西北风！”

张霞说：“主席，在今日中国，‘知识就是财富’。像主席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大书法家，大笔一挥，四个字就是二千元，比当年的唐伯虎还厉害！”

毛泽东笑道：“我记得，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原话是‘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怎么变成‘知识就是财富’了呢？”

张霞道：“‘知识就是力量’，那力量一发挥出来，不就创造了财富？所以，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时兴说‘知识创造财富’，‘知识就是财富”。我们都觉得邓小平说的那句话很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毛泽东不以为然：“对知识分子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尊重的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要改造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我在一九五七年发动‘反右派斗争’，就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

张军一听，发觉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个话题，不能再谈论下去。他发觉，相差这二十几年，从思想观念而言，毛泽东也有着严重的“隔世”之感。他们与毛泽东之间，往往三言两语，就会发生观念上的明显差异，就会爆发争论的火花。他倒并不怕争论，而是希望在出席晚宴之前，能够让毛泽东有一份好心情。

这时，轿车开开停停，终于来到宽阔的长安街，也就不像刚才那样堵车了。他岔开了刚才的话题，对毛泽东说：“主席，您还是头一回遇上堵车吧。”

毛泽东道：“嗯。那时候我出去，前面有警车开道，所以从未体验过堵车之苦。后来，有了地下通道，我的车在地下走，更是通行无阻。看来，当领导的，要像普通百姓一样生活，才能知道普通百姓的疾苦。我遭遇堵车只有一回，那是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乘车检阅时，我的红旗牌轿车被潮水一般涌过来的红卫兵堵在广场中央。经过中央警卫团奋力开导，这才好不容易从围堵中驶出来。”

张霞说：“北京的车子多，每到上、下班高峰，市中心天天这样堵车。只有在二环线、三环线、四环线，全封闭，立体交叉，这才不堵车。”

毛泽东没听说过“二环线”、“三环线”、“四环线”，也不明白什么“全封闭”、“立体交叉”。

轿车从长安街向北转弯之后，车速又慢了下来，再度陷入堵车之中。

就在这时，前方出现两串鲜红的霓虹大字：“毛家饭店”！“韶山毛家菜”！

张军对毛泽东说：“主席，今晚我就在那里请您！”

这时，毛泽东觉得奇怪：“我们毛家，什么时候开起饭店？我们韶山，哪有什么‘毛家菜’？”





闻所未闻“毛家饭店”


在张军的带领下，毛泽东踏进了这家闻所未闻的“毛家饭店”。

一进店堂，便觉得与众不同：店堂里只有红白两色。除了白墙之外，护墙板、地板全是红色。

店堂正中安放着毛泽东半身塑像，墙上挂着毛泽东诗词手迹和毛泽东不同历史时期的大照片。最醒目之处，挂着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回到故乡韶山时，与乡亲们合影的巨幅照片。

张军是这里的常客，熟门熟路。一进门，他就说起了湖南话。他告诉毛泽东，这里的服务员，全是“湘妹子”，都讲湖南话。

“毛老板呢？”张军对一位“湘妹子”说。

“毛老板，有人找——”湘妹子一声清脆的呼喊之后，一位中年妇女应声而出。

“张老呀，今天包房全部爆满。幸亏你事先打电话预订、要不，就只能坐大堂了。”这位毛老板说话干脆利落，眼里透着精明的目光，她已经到了该“发福”年龄，却仍保持苗条的身材。

张军向毛老板介绍毛泽东说：“这位是文老先生，著名书法家。”

“欢迎文老先生光临！”毛老板用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对毛泽东说。

“谢谢！”毛泽东跟毛老板握了握手。

一听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毛老板马上用湖南话说：“哦，湖南老乡，听得出，不是长沙人，是我们湘潭人。”

真厉害，这毛老板只听毛泽东的“谢谢”两个字，就居然断定他是湘潭人。毛泽东的脑海里，不由得记起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那个阿庆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