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毛泽东还说：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一九五六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接班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毛泽东所说是“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当时已经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

在中共“七大”之后不久，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从一九四五年直至“文革”爆发，近二十年的时间，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以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文革”打倒了他。

于是，毛泽东第二回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

在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作政治报告。甚至在中共党章中，破天荒地规定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一九七一年爆发的“林彪叛国事件”，很使毛泽东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选择接班人。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为接班人。王洪文的资历当然无法跟刘少奇、林彪相比，但是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轰动全国。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王洪文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

于是，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以邓小平为接班人。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这是毛泽东所无法接受的。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毛泽东第四次选择接班人又告失败。

于是，毛泽东又面临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步入风烛残年。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时，已经十分匆促。

在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确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嘱咐”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还有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在说了这番“临终嘱咐”之后两个多月，就“长眠”到“毛主席纪念堂”里去了。

二十几年之后，当年毛泽东以为只有“天知道”的问题，却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他的面前。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还要通过“调查研究”，以求了解今日中国的接班人——那些“陌生面孔”，是否执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否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否“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不满“右倾翻案”


毛泽东在张军的书柜里，见到两厚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卷，问道：“三中全会？哪一届的三中全会？”

张军答道：“是指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太重要了，太有名了，所以一提起这次会议，大家都简称为‘三中全会’。尽管‘三中全会’这一提法很不准确，因为不光是历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都差不多开过‘三中全会’，而且许多民主党派的历届中央委员会也开过很多‘三中全会’，但是现在一说‘三中全会’，谁都明白是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干部们作报告，一开口就会说，‘自从三中全会以来’；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也都常说‘自从三中全会以来’；我现在出去作中共党史讲座，也开口闭口‘自从三中全会以来’……”

“请你这位中共党史专家给我讲讲，这十一届三中全会究竟怎么重要？”这时，毛泽东仿佛成了张军的“学生”。毛泽东急于补上最近二十几年的空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被称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张军说道，“遵义会议确立了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折点、里程碑。”

毛泽东听罢，默不作声。他似乎不能接受把邓小平与他相提并论，当然也就不能接受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毛泽东说：“这就是说，华国锋成了‘博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邓小平所取代。”

张军答道：“华国锋正式提出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并得到全会的同意。但是，实际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领袖就是邓小平了。”

毛泽东一听就明白“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之间的区别，因为当年在遵义会议之后，“洛甫”——张闻天取代了博古。整整八年，中国共产党名义领袖是张闻天，而实际领袖是毛泽东。直到一九四三年，毛泽东才正式成为中共中央主席。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所谓‘两个基本点’，也就是‘改革、开放’。”张军继续说道。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就是邓小平的路线！”毛泽东“点穿”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质”。当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所向，正是邓小平的这一路线。不过，如今毛泽东已经无法再发动那样的“革命”，那样的“运动”了。

毛泽东又问：“你刚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这‘新时期’指什么时期？”

张军答道：“现在，大家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毛泽东听罢，很坦率地对张军说了两个“出乎意料”：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人帮’，在我‘长眠’之后会闹事，会被打倒，这是我预料之中的。‘四人帮’太不得人心。不过，我没有想到，在我‘长眠”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们那么快就被抓起来，出乎意料！

“华国锋为人忠厚，能够忠诚不渝地执行我的路线，但是他的政治经验不丰富，主持全面工作能力不够。我担心过他会像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那样，稳不住阵脚。不过，我没有想到。在我‘长眠’之后两年，华国锋就支撑不住，下了台，出乎意料！”

毛泽东在书柜里见到《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见到《邓小平文选》。

张军取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张军念了起来：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我们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张军告诉毛泽东，邓小平这样概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听罢，表示同意，说道：“邓小平的这一概括是正确的。”

张军接着引述邓小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形成第二代领导核心的见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段话，毛泽东默不作声。

张军又说，邓小平是这样评价华国锋——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毛泽东不明白什么是“两个凡是”。

张军说，“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执政的理论核心。

张军解释说，“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出来的，后来由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发表：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毛泽东一听，说道：“‘两个凡是’好得很呀！我挑选华国锋作为我的接班人，就因为他坚持‘两个凡是’！”

张军却说：“邓小平坚决反对的，就是‘两个凡是’！导致华国锋下台的，正是‘两个凡是’！批判华国锋，主要就是批判‘两个凡是’！”

毛泽东这时显得有点不平静：“反对‘两个凡是’，其实就是反对我！”

张军见到毛泽东不悦的表情，便细细加以说明：“主席，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无法复出，因为‘批判右倾翻案风’是您的批示；按照‘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就无法平反，彭德怀、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六十一人叛徒案’、邓拓、吴晗等等冤案都不能平反，刘少奇也无法平反，因为这些大案都是您亲自定下来的。”

毛泽东有些忿忿，说道：“我当年说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一点也没错吧！果真，他重新上台之后，就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翻天安门事件的案，翻彭德怀的案，翻‘彭、罗、陆、杨’的案，就连刘少奇的案，他也敢翻——怪不得，现在的百元人民币上，印着刘少奇的头像。一句话，邓小平翻了‘文化大革命’的案！怪不得，邓小平要批判‘两个凡是’，要批判华国锋，其实就是要批判我！”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我说过，我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倒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我也说过，对于打倒蒋介石，没有多少人持异议，而对于‘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果真，在我‘长眠’之后，反对派占了上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他做得对。我绝对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绝对不允许为刘少奇翻案！”

看到毛泽东这么激动，张军不再说下去了。他知道，要毛泽东一下子想通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他劝毛泽东还是早点休息。

毛泽东却毫无睡意。他长期以来，习惯于深夜工作。他反过来劝张军早点休息。

张军想，让老人家一个人在那里看点书，静静地思索，也许更好些。这样，他在给毛泽东添了热茶之后，下楼去了。

在张军下楼之际，毛泽东叫住了他：“小张，我要有言在先。”

张军止住了脚步，问道：“主席，什么事？”

毛泽东道：“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不动笔墨不看书’。我看书的时候，在你的藏书上圈圈点点，你不介意吧？”

张军高兴地说：“主席圈点过的书，将来可以送博物馆保存，成了‘文物’，是我张军的荣幸呢！”





颂毛与批毛


在张军下楼之后，书房里只有毛泽东独自一人。

灯下，毛泽东随手翻阅着书柜里的书。他见到一本《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书，便取下看了起来。

这本书里有着对于毛泽东的各种各样的评价，有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各种各样的评价。大约不仅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外国人也习惯于在一个人去世之后评价他的一生。这本书中的评论，大部分是在毛泽东“长眠”之后发表的。毛泽东为自己能够读到这样的书，特别兴奋，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重返人间”阅读人们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

毛泽东首先读到的是两位美国总统的评价。

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总统卡特说：“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用“博士”的语言评论毛泽东的：“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毛泽东读到了法国总统德斯坦的评论：“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回忆毛泽东说：“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评论说：“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作为毛泽东的战友，说了这样的话：“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典范，他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巴基斯坦总理本·布托说：“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曾经与毛泽东有过诸多交往，他说：“毛泽东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他能够把明确性、逻辑性和普通常识结合在一起。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

毛里求斯总理指出：“毛泽东的著作不仅是中国的遗产，而且是全世界的遗产。”

早在延安时期就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幽默的语调评论毛泽东：“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