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像一阵风似的从毛泽东面前消失，张霞也忽然不见了。

毛泽东这才明白，刚才又做了一个梦。

三天以来，毛泽东不仅吃过九顿不同风格的饭，而且当他屈指数梦，发现三天以来竟然每夜都做三个梦，三夜一连做了九个梦：

在梦中，毛泽东见到了接班人华国锋，见到了妻子江青，见到了嫡孙毛新宇；

在梦中，毛泽东也会见了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会见了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

在梦中，毛泽东还会晤了“老对手”赫鲁晓夫、蒋介石；

在梦中，毛泽东回到了故乡韶山；

最后，在梦中，毛泽东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回味这九个梦，毛泽东显得非常兴奋。

不过，面对法拉奇的连珠炮似的提问，毛泽东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在法拉奇走后，毛泽东感到疲惫，躺在床上沉沉地睡去。

毛泽东睡到黎明时分，被屋外吵吵嚷嚷的声音惊醒。

毛泽东拉开窗帘一看，不得了，屋外停着几十辆轿车，很多人要往屋里冲，而张军一家三代连同保姆都在那里拦阻。

毛泽东一抬头，见到十三陵水库的环库公路上，一长串轿车亮着晃眼的灯光，正在朝这里驶来。

一看这势头，毛泽东意识到出事了。他连忙去床头，摁下那红色的电钮——向“110”报警。

就在闪耀着红灯的警车朝张豪别墅急驶来的时候，吵吵嚷嚷的人群冲破了张军一家的阻拦，闯进了别墅。

张军、“小放牛”和张霞连忙回身，退进别墅。在张家三代六人之中，只有他们仨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有他们知道“文老先生”的真实身份是毛泽东。

他们仨这时惟一的念头，就是确保毛泽东的安全。

他们仨赶紧退到二楼。

没想到，那一大群人跟着上了二楼。

他们仨赶紧退到毛泽东的会客室。

没想到，那一大群人跟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室。

张军、“小放牛”和张霞紧紧保护着毛泽东。

顿时，闪光灯亮成一片，众多的采访话筒伸向毛泽东。

毛泽东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当他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会出现这样热烈的场面。

毛泽东不明白，怎么会涌来这么多的记者——其中有不少是高鼻碧眼的外国记者。

不过，记者们虽然那么多，那么拥挤，却一直对毛泽东保持着“一米线”，谁也没有挤压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从记者的提问中才知道，法拉奇是一个办事快如闪电的女人，她在采访之后，迅速通过美国的电视台，向全世界播出这一特大新闻。尽管当时在中国北京尚是凌晨三时，而在美国却正是下午，千家万户收看了法拉奇采访毛泽东的专题节目，题目叫《毛泽东重返人间》。出现在电视中的毛泽东，侃侃而谈，看得出这是毛泽东本人，而绝非任何演员扮演——法拉奇的高明之处，在于采访时请毛泽东卸去了假胡子和似发，露出“庐山真面目”。这一重大新闻，震惊了美国。美国总统也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收看了《毛泽东重返人间》。

世界各国的电视台，也在第一时间内转播了这一重大新闻。

这时，尽管北京的记者们，其中也包括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们，正在酣睡之中，但是来自美国、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使他们从温暖的被窝里一跃而起。他们从法拉奇那里知道毛泽东的住处，连忙从北京的各个角落驱车前往十三陵水库，前往张豪别墅……

记者们络绎不绝蜂拥而来，已经无法在大门口阻挡的张豪夫妇和陈港生，也退往二楼。当他们见到处于闪光灯的包围之中的“文老先生”，原来是毛泽东时，都惊讶得目瞪口呆！

就在这时候，警察们也赶到张豪别墅，冲进了二楼会客室。当警察们见到毛泽东端坐在那里时，大声问道；“古月先生，出了什么事？”

警察们此时把毛泽东当成了古月！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答复，因为他并不知道警察把他当成了“古月”！

警察们把记者们往后推，挤向“古月”，而记者们寸步不让，急着要采访毛泽东。

警察与记者们互相推搡，先是口角，接着是拉拉扯扯，再接着警察们拿出电警棍。顿时，会客室里充满尖叫声，秩序大乱。记者们此时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然而，即便在如此混乱之中，居然还有记者不忘职责，忙于拍摄双方你推我拉的局面。

在混乱之中，警察们好不容易冲到了“古月”面前，却发现“古月”已经不知去向！

警察队长吹响了警笛，这才好不容易把秩序安定下来。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毛泽东刚才坐过的沙发。只见沙发上留下一身唐装，一只络腮胡套，一只假发套。

其实，就在那满屋子吵吵闹闹的时候，毛泽东已经“闪回”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

警察队长大声问道：“谁是这里的主人？”

张豪夫妇应声答道：“我们是这里的主人。”

警察队长问：“你们为什么向‘110’报警？”

张豪夫妇说：“我们没有报警。”

警察队长又问：“还有谁向‘110’报警？”

这时，张军夫妇说：“我们没有报警。”

这时，陈港生说：“我没有报警。”

这时，保姆说：“我没有报警。”

这时，张家惟一没有说话的是张霞，因为张霞猜想，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摁了红色报警电钮。

见张霞没有作声，张豪夫妇问：“小霞，是你摁了红色报警电钮？”

张军夫妇也问：“小霞，是你摁了红色报警电钮？”

陈港生同样也问：“小霞，是你摁了红色报警电钮？”

警察队长大声地问张霞：“是你向‘110’报警？”

张霞想说是毛泽东向“110”报警，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毕竟她只是推测，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报的警。

警察队长又大声地问张霞：“是你向‘110’报警？”

张霞的脸涨得通红。

张霞觉得仿佛有人在使劲地摇着她的身子。这时，张霞张开了眼睛，发现自己正坐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值班室里，一缕初升的阳光正照在她的脸上，班长正在用手摇着她的身子，连声呼唤道：“张医生，下班了！”

张霞这才从酣梦中醒来。

班长说：“张医生，你睡得好沉呀！”

张霞顿时不好意思起来，脸涨得通红。

张霞把那本英文版的《苏联解体亲历记》放进了手提包。她在离开毛主席纪念堂之前，特地到瞻仰厅看了一下，毛泽东安祥地躺在那里，仿佛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





尾声：叶永烈采访梦境


张霞回到丰台家中，脑海里一直盘旋着值班室里做的怪梦。

张霞觉得那梦虽然怪怪的，倒是非常有意思。也可以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她长期陪伴在毛泽东的遗体旁，常常思及，如果老人家能够活过来，他会怎样看待今日中国？

本来，张霞值完夜班之后，回到家里倒头便睡。然而，今天一反往日，那怪怪的长梦，使她的脑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难以入眠。

陈港生上班去了，家中只有张霞一人。无法入睡的张霞，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把那长长的怪梦写下来，像那本《苏联解体亲历记》一样出版，一定会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不过，张霞毕竟是个医生，不会写作。她记起自己有个要好的作家朋友在上海，名叫叶永烈。于是，张霞拨通了叶永烈家的电话。

叶永烈一听，凭借他作为作家的职业敏感性，在当天中午就带着录音机、采访笔记本飞往北京，赶到张霞家中。

张霞面对着叶永烈的录音机，断断续续地回忆梦境。很遗憾她没有那种绘声绘色讲述故事的才能，所以把那么精彩的梦，只用三言两语就打发掉了。

作家叶永烈毕竟消息灵通，主意又多，他记得从互联网上看到过一条消息，北京一家医学研究所发明了一种“录梦机”，能够把人们的梦制成“梦的VCD”。

经叶永烈一提醒，张霞到底是学医的，知道那个医学研究所在哪里，而且还认识那里主持研究工作的金教授。张霞说，刚刚做完梦，梦的信息正完整地储存在脑细胞里，越是在这个时候去“录梦”，录制的“梦的VCD”的清晰度越高。

叶永烈一听，赶紧与张霞一起“打的”到那家研究所。不过，叶永烈跟张霞约定，到了那里，只说自己做了一个怪梦，不要泄露梦的内容。另外，在录制过程中，不许研究所拷贝。

正巧，金教授在那里。听说张霞要“录梦”，金教授问：“什么时候做的梦？”

张霞回答说：“今天凌晨值班的时候做的。”

金教授又问：“做完梦之后，你又做了些什么？”

张霞说：“做完梦之后，下班，回家。打电话给叶永烈。然后，到你这儿来。”

金教授道：“你的梦还很‘新鲜’，而且做完梦之后没有受到大的干扰，相信梦境的录像会相当清晰。”

金教授带张霞和叶永烈来到一个地下室，关上了厚厚铁门。在那里，万籁俱寂，连绣花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金教授让张霞躺在一张带轮子的小床上。他告诉张霞，必须安静地在床上先躺十分钟，以使脑海平静下来，去除杂念。

十分钟之后，金教授推着小床，把张霞的头部置于一个巨大的倒“丫”形的机器正中。

金教授摁动遥控器上的电键，那巨大的机器上各种指示灯像满天繁星一样闪烁。

静静地在地下室里度过了一个多小时，那闪烁着的各种指示灯渐渐暗了下来。没多久，机器里吱的一声，掉出一张银光锃亮的光盘——那便是张霞的“梦的VCD”。

金教授很尊重录梦者的隐私权。倘若没有得到录梦者的同意，金教授不会播放“梦的VCD”，也不会制作拷贝。

张霞和叶永烈回到丰台，把VCD光碟塞进VCD机。当电视机荧屏上出现清晰的梦境画面的时候，张霞兴高采烈地说道：“金教授的判断没错。我的梦很‘新鲜’，所以清晰度很高。”

既然张霞的梦有了清晰的“梦的VCD”，而张霞这时候已经显得困倦，叶永烈就带着张霞“梦的VCD”告辞了，当天夜里就飞回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叶永烈几乎天天在书房里观看张霞的“梦的VCD”。有了这张“梦的VCD”，叶永烈得以采访梦境。

叶永烈不断把张霞的梦，以及“梦中梦”——在张霞的梦中，毛泽东做的九个梦，用文字记录下来。

叶永烈把每天所写的文字不断用E-mail发给张霞，张霞进行补充和校对。

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叶永烈完成了根据张霞的梦所写成的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重返人间》。

在写完《毛泽东重返人间》之后，叶永烈想把张霞的“梦的VCD”从头至尾重新看一遍，以便对书稿作一些补充和修改。不料，那“梦的VCD”的碟片竟然卡在VCD机里面。当叶永烈好不容易把“梦的VCD”的碟片从VCD机中取出，发现那“梦的VCD”的碟片已经严重损坏，再也无法播放。

叶永烈深为遗憾，因为无法把这惟一的张霞“梦的VCD”的碟片还给张霞。

好在张霞通情达理。她在电话中说：“反正已经有了《毛泽东重返人间》这部书稿，那‘梦的VCD’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向您提供创作素材。”

叶永烈感谢张霞的宽容。

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叶永烈把《毛泽东重返人间》电脑稿用软盘、光盘拷贝了好多份，并立即交到了出版社的手中。

当《毛泽东重返人间》一书迅速出版，叶永烈一拿到样书，当即用特快专递从上海寄往北京，送给张霞……





后　记


二零零二年七月，中国诗界的最高刊物《诗刊》发表了《叶永烈的诗文──我的诗缘》，我接到好几个记者、读者的电话，问道：“叶先生，您早年写诗？”

不错，我平生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便是一首诗。我在早年，写过许多诗。

我想，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又会引起诸多读者的提问：“叶先生，您也写小说？”

不错，我早年也曾经写过许多小说，在《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这样的中国第一流纯文学刊物上发表。

后来，我转向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创作，接连推出上千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以至在读者中形成了“叶永烈=纪实文学作家”的局面。

我写这部《毛泽东重返人间》的灵感，产生于一九九三年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我又一次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当我的目光注视着躺在水晶棺中的毛泽东遗体时，我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倘若毛泽东活了过来，走出毛主席纪念堂，他会怎样看待今日中国——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当我走出毛主席纪念堂，面对外面灿烂的阳光，我就确定了要写这部长篇小说，书名就叫《毛泽东重返人间》。

后来，我在读《邓小平文选》时，读到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其中华莱士充满想像力的提问，使我深受启示。

华莱士问邓小平：

“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

华莱士还问：

“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小平面对华莱士的问题，没有正面给予答复。然而，我想，我要写的《毛泽东重返人间》，正是回答华莱士的问题！

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毛后中国”。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到现在，“毛后中国”发生了巨变。这巨变不仅仅是经济的巨变，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巨变。《毛泽东重返人间》便是以毛泽东的视角来看“毛后中国”，来看改革开放的中国，来看邓小平的中国，来看江泽民的中国。毛泽东重返人间，毛泽东对于“毛后中国”的巨变不仅仅是表示惊讶，更重要的是发生思想观念上的剧烈碰撞。在我看来，毛泽东重返人间这不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政治巨变、思想巨变、经济巨变、文化巨变。

我开始构思《毛泽东重返人间》，构思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框图”和人物设计。

在这期间，有过多次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及我准备写什么新作时，我只能闪烁其词：

“我在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反映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

我还说：“我正在准备写我自己想写的作品。”

记者们喜欢追根究底，问我所写的是什么小说。我含糊其词，说是一部“幻想色彩浓厚的小说”，说是一部“黑色幽默派的政治小说”。我明白，我一旦说出《毛泽东重返人间》这一书名，马上就会在中国文坛上引起震动！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重返人间》在整个酝酿过程中，处于严格“保密”的状态。知道这一构思和写作计划的，只有我的妻子而已。

应当说，我在“三度空间”的多方采访，使我有了更多的比较感。所谓“三度空间”，就是指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中国是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仅存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是当今最大、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是当今从社会主义蜕化为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国家。穿梭于“三度空间”，那种强烈的反差，使我对写好《毛泽东重返人间》有了许多感悟。

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我曾经被上海的文友们称为“半个北京作家”或者“上海的北京作家”，因为我的采访对象——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几乎都集中于北京。我熟悉北京的红墙，我采访过诸多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罗光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胡乔木夫人谷羽，毛泽东儿媳刘松林，等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跟我谈起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