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要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江泽民以小辈的身份，在毛泽东面前只是记录而已，他不可能像邓小平那样跟毛泽东争论。

毛泽东呢？往日，他需要起草什么文件，跟前就坐着政治秘书陈伯达或者胡乔木。他说一句，陈伯达或者胡乔木就记一句。这时候，他仿佛把眼前的江泽民，当成了陈伯达或者胡乔木一句又一句地口授着：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断进行，要七八年来一次！”

“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要斗私批修！”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江泽民只管埋头记录，对于毛泽东的“谆谆教导”不置一词。

毛泽东接着又说道：

“在你们现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时候，要特别警惕西方的腐朽思想的侵蚀，要警惕帝国主义的颠覆阴谋。别忘了当年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说的一句‘名言’：‘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也别忘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毛泽东再三叮咛：

“你应该多读一读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江泽民依然只顾记录。

大约是过于疲倦，或者是由于江泽民毫无反应，毛泽东说着那番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竟然睡着了。

老人总是睡得不深。毛泽东睡了一会儿，又醒了过来。他睁眼一看，手持笔记本的江泽民早已不知去向。





“泼辣记者”法拉奇来访


就在江泽民离去之后，又响起了敲门声。刚才江泽民敲门，那声音轻轻的，因为江泽民对于毛泽东充满敬慕感；然而，这一位的敲门声却是重重的，仿佛是煤气公司的抄表员上门抄表，或者是电话公司的师傅上门修理。

毛泽东开了门，出乎意外，站在门外的竟然是一位长发披肩的外国中年女士，双肩背着一个牛津挎包。毛泽东仿佛在什么书上见到过她的照片。

她打量了毛泽东许久，说道：“Are you Chairman Mao？”

当年，毛泽东跟英文秘书林克学过英语，能够听懂这样的“您是毛主席？”的简单英语。

毛泽东答道：“Yes.”

那位女士自我介绍说：“I am Oriana Fallaci.”

毛泽东一听，原来是奥琳埃娜·法拉奇，意大利的名记者。毛泽东记得，在那本《女人与神话——奥琳埃娜·法拉奇传》上，见到过她的照片。另外，从《邓小平文选》上，读到过她在一九八○年八月采访邓小平的谈话记录。毛泽东明白，这位以提问泼辣著称的女记者，要找他唇枪舌战一番。

毛泽东记起床头的黑色电钮，摁了一下。半分钟之后，响起了敲门声，张霞来了。张霞原本以为毛泽东身体不适，一看会客室里坐着一位外宾，就明白一定是请她来当翻译。当张霞知道是法拉奇前来采访时，显得非常兴奋。

这时候，法拉奇已经从牛津挎包里取出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和笔记本，摆开了采访的阵势。

毛泽东在沙发上坐好。张霞帮他把白衬衫的领口钮扣扣上：当张霞问毛泽东，是不是该系上一根领带时，毛泽东连连摇头。

法拉奇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就在毛泽东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法拉奇端详了一下毛泽东，建议毛泽东把络腮胡子以及假长发除去，恢复本来面目。因为整个采访过程，法拉奇要用自动遥控摄像机拍摄下来。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同意了法拉奇的意见。张霞帮助毛泽东“卸装”。于是，坐在沙发上的，便是人们经常从照片、电影中见到的那个毛泽东了。

“卸装”之后，毛泽东顿时感到轻松，因为那络腮胡子和长头发，毕竟是一种累赘。

法拉奇一上来，就这么提问：“请问毛主席，您的御林军是‘八三四一’部队。‘八三四一’意味着您在八十三岁时离开这个世界，而这时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算起，正好是四十一年。这是一种天意，您说对吗？”

毛泽东马上就领略这位女记者提问的猛烈火力，笑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有什么天意。那只能说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法拉奇：“遵义会议，是您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在那次会议上，您联合张闻天、王稼祥发动突然袭击，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手中夺取了领导权。能不能说，您的一生，是善于玩弄权术的一生？”

毛泽东：“遵义会议确实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我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其中包括原‘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

法拉奇：“有人说，您如果在一九五六年去世，您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革命领袖了。”

毛泽东当然明白法拉奇提问的含意，却故意反问：“为什么你那么看重一九五六年？”

法拉奇：“那是因为你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摧残了一百万知识分子，在接下去的‘大跃进运动’中饿死了三千万农民，到了十年‘文革’，几乎把中国折腾到快要崩溃的地步！所以，如果您在一九五六年去世的话，您就不会犯晚年那么多不可饶恕的错误。在苏联，列宁在一九一七年领导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七年——一九二四年就去世了，所以列宁没有给人留下太坏的印象。斯大林就不一样，他的双手沾满他的战友们的鲜血！”

毛泽东：“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你——‘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法拉奇：“有人评价您是‘马克思＋秦始皇’，或者说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秦始皇’，您以为如何？”

毛泽东：“不错，我尊崇秦始皇。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非时，就说过：‘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接着，毛泽东说起他对秦始皇的评价：“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说：“我还给郭沫若写过一首诗，题目叫《读〈封建论〉——呈郭老》……”

毛泽东说着，背诵起自己的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虽说张霞在美国留学多年，英语不错，可是翻译起毛泽东关于秦始皇的评价以及那首诗，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毛泽东说完秦始皇，接着说道：“攻击我的人，总爱骂我是‘当代秦始皇’，是‘马克思＋秦始皇’。其实，秦始皇无非是专制、独裁。面对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我就是要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镇压无产阶级的敌人。”

法拉奇：“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被您的接班人华国锋装进水晶棺，成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展览品。这是您生前的意愿吗？”

毛泽东：“一个人死了之后，只能听任别人摆布。我提倡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在文告上签字——逝世以后遗体火葬的领导人。”

法拉奇：“那您什么评价邓小平呢？”

毛泽东：“我说过‘邓小平人才难得’。”

法拉奇：“华国锋把您作为展览品，而邓小平把您作为木偶。邓小平实际上是打着你的旗号，把毛泽东思想空壳化，抽去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您同意在邓小平主持下所写出来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

毛泽东：“我无法同意那个决议中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我始终认为，我所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法拉奇：“那么您如何评价‘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呢？”

毛泽东：“‘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恰恰证明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法拉奇：“您曾经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在今日中国却是‘一私就灵’。您如何看待私营经济也就是所谓的非公经济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呢？”

毛泽东：“我主张要斗私批修。”

法拉奇：“有人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大民主、反西方、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那么您以为如何呢？”

毛泽东：“我劝这位概括者系统的读一下我的著作。”

法拉奇：“您读过您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关于您的回忆录吗？”

毛泽东：“没有读过。李志绥不是我的‘私人医生’，而是我的保健医生。此人医术高明，但品德不好。”

法拉奇：“姑且不论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种种内幕，我注意到，一九二八年五月您在井冈山上与贺子珍同居的时候，您的元配夫人杨开慧并未去世，而是带着长子毛岸英被关押在湖南军阀何键狱中。她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被何键枪决，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当时，道路阻隔，消息封闭，我并不知道杨开慧的情况。我一直怀念我的妻子杨开慧。一九五七年我所写的《蝶恋花》，就是为怀念杨开慧而写的，我称她为‘骄杨’。一九六二年，当章士钊先生问及‘骄杨’的含义时，我答复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法拉奇：“我从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以及那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回忆录中得知，一九三七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是因为史沫特莱带来一位漂亮的女翻译吴莉莉（又名吴广惠），引起贺子珍的猜忌。就在贺子珍出走西安之际，上海影星江青（蓝苹）来到了延安，成了您的第三位妻子。您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用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呢？”

毛泽东：“这是因为当时江青最能领会我的思想，所以成为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得力助手。”

法拉奇：“您预料在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江青必定会被赶下台？”

毛泽东：“这当然在我的预料之中。江青个性太强，树敌太多。我多次劝过她，要团结大多数，她不听。所以她被华国锋、叶剑英逮捕，完全是咎由自取。”

法拉奇：“在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清点您的遗物，发现您存有一百多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您天天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均贫富’，连八级工资制您都以为不合理，为什么却允许自己拿那么多的稿费？”

毛泽东：“我这个人，指挥千军万马，打过那么多仗，却从来不佩枪，不摸枪。‘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我倒是笔不离身。即便是在井冈山，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我一直让我的妻子贺子珍带着文具袋，袋里装着纸、砚、毛笔。‘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我很欣赏拿破仑说的一句话，‘一枝笔可以抵得过三千枝毛瑟枪。’我是用我的‘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同样，我这个人，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批拨过亿万经费，我却从来不摸钱，我的身边永远没有一分钱。我的钱是由管理员吴连登代管，我并不知道我究竟有多少钱。”

法拉奇：“在今日中国，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先富起来’人群之中，亿万富翁也相当多。今日中国，您的财富不仅无法跟‘非公经济’的老板们相比，也无法跟‘日进斗金’的明星们比。在今天，您仍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吗？”

毛泽东：“我仍然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最重要的。最近三天以来，我住过每天房价为九千美元的北京饭店‘皇帝套间’，坐过房地产大老板的林肯豪华加长轿车，也去过大杂院，跟残疾人、下岗工人、打工仔们一起吃盒饭。中国老百姓过去天天唱《东方红》，是因为我能够‘为人民谋幸福’。今日中国巨大的贫富差别，使我深感不安。”

法拉奇：“您认为今日中国最令您担心的是什么？”

毛泽东：“腐败！往日，资产阶级的炮弹，还要裹上一层糖衣；现在，已经是万炮齐轰，明目张胆。腐败是癌症，是党的癌症！我担任中国党政领导时，送礼者甚多。比如，一九六四年非洲一个国家的总统送了一个大象牙，两个人都抬不动；瑞士总统送了两块全金表。当时工作人员把这两块金表给我看的时候，问我是否留下？我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

法拉奇：“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也清除了像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高层腐败分子。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最容易孳生腐败的。您认为中国可能实行两党制、多党制吗？”

毛泽东用很坚决的口气回答说：“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法拉奇：“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是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就一定是终身制？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采取由领袖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朝鲜劳动党领袖金日成甚至指定儿子金正日接班，实行封建皇帝的世袭制！这有什么民主可言？”

毛泽东：“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表面上的民主。你别看美国竞选总统轰轰烈烈，但是历届美国总统，哪一个不是百万富翁？哪一个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老百姓享有最充分的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就是民主的充分体现。”

法拉奇：“邓小平对您的评价是‘三七开’，陈云对您的评价是十二个字——‘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评价？”

毛泽东：“我向来只管大步向前进。至于别人如何评价，那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不过，我绝对不可能接受‘文革有罪’这样的评价。我始终认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比战胜蒋介石更加重要。”

法拉奇：“听说，您的秘书田家英曾经讲过，当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席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您以为田家英的三条意见如何？”

毛泽东：“田家英的这三条意见，已经被定为‘反党言论’。”

法拉奇：“田家英在‘文革’中悲愤地自杀于中南海您的书房里。在今日中国，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老百姓反对‘文革’！”

毛泽东：“那是因为他们受了否定‘文革’的错误思潮的影响。”

法拉奇：“您如何自我评价？”

毛泽东；“我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中，已经说过：‘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就是刘邦。”

法拉奇：“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前途？”

毛泽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闪回”纪念堂


好不容易，法拉奇总算结束了采访。毛泽东这才意识到这位女记者的厉害，她的提问是何等的尖锐。不过，毛泽东也感到欣慰，只有这样的高手，才值得与之对谈。